近日，由于学妹聪涵给我看了<<天安门>>这部纪录片，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一直以来，对六四事件只是一知半解，如今我一直找资料研究当年这场轰动世界的学运（或民运，后期大批工人与市民加入请愿行列）的来龙去脉，四个字：震撼人心。
1989天安门民运－一场可歌可泣的血泪史。。

前言：1989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天安门广场，击毙无数个和平请愿的学生与市民，结束了长达50多天的抗议行动。当时领导群众的学生领袖最后一刻在歌手候德健与军队谈判后，多数安全撤离广场，因而逃过一劫，但之后却被中共政府通缉，因而众多学生领袖被迫流亡国外。

感想：发生这宗大屠杀后，很多人直指逃亡国外的学生领袖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在我看来他们的逃亡都是无奈之举，如果有的选的话，他们不会离乡背井流放国外的，如果真是贪生怕死，他们当年就不会站出来领导百万群众跟极权的中共政府对着干，所以流亡国外是他们的无奈之选，学生完全没有错，整件事情最大的错就是中共政府，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平反六四！

我将不定期上载一些学生领袖的近况： （大多资料转载自六四档案网站 64memo.com）

王丹是所有89民运学生领袖中最为人所知的，他也几乎成为六四的代言人，然而据封从德（当时另一名学生领袖）指出，其实王丹在大屠杀当晚并没有身在广场，当然这不能抹杀他对八九民运的贡献，他依然是我欣赏的学生领袖。

【89年學歷】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本科生　　

【近況】現居洛杉磯，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簡介】王丹在八九學運前已加入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的「社經所」，並繼劉剛﹑邵江主持「民主沙龍」，學運期間任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常委（5月30日後為「掛名常委」）﹑絕食團發起人﹑廣場指揮部常委和王軍濤等人組織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召集人。六月三日在王軍濤等人的安排下離開北京市區，歷經南方和東北幾個城市後返回北京被捕，後被判四年徒刑，1993年3月獲提前釋放；1995年5月21日以「顛覆政府罪」再次被捕，被判11年徒刑；1998年2月25日，王丹家人上書江澤民指王丹視力衰退、失眠，懷疑生腦腫瘤。4月19日獲赴美「保外就醫」。籌建「天安門一代」發起「互助基金」，後停止運作，又稱要「收集八九民運歷史資料」，亦未見後續。出國後自稱「自由知識分子」﹑「不參與海外民運」並希望「學成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又宣稱「海外民運已經失敗」。1999年4月，王丹首度訪台，2003年夏任台北駐市作家，常往返於美國和台灣之間。2002年底與王軍濤等人在台灣民進黨政府支持下組建「憲政協進會」並任主席，2004年初及2005年初分別辭去中國人權理事及名譽理事。

【常見誤解】 與外界一般的認識相反，八九民運期間王丹並非任何組織的負責人，尤其不是一般以為的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聯的主席，許多報道都以訛傳訛且保持至今。實際上，王丹在北大籌委會的幾次選舉中得票都較低，五月二日的選舉中還差點被選掉，只是因為沈彤不在場而二人同票才保留了常委職務。北高聯的四任主席分別是周勇軍﹑吾爾開希﹑封從德和楊濤，王丹在四月底以後只是「掛名常委」，絕食後更是被高聯去職。即便是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雖為名義上的召集人，但實際負責人卻是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究其原因，大致是由于運動前王丹以為外界所知，運動期間他也較為主動接觸媒體故其暴光率極高而形成誤導印象，加之六四後又長期監禁形成外界高度關注，及影片《天安門》的影響等因素，而加強了這一誤導。

同樣的原因，外界越到後來越以王丹為學運所謂「溫和派」的代表，而實際上在五月上旬學運走入低潮時，王丹等人不顧北高聯和北大等學運組織反對絕食的決議而繞開組織以個人名義發起絕食，包括當時許多記者都視王丹為所謂「激進派」的代表。可見這種分派在事實上界限很混淆。　　　　這些誤導的一個結果是易于使人以為八九學運是由「社經所」週圍的「黑手」們操作而成，從而掩蓋了學運的自發性質。 　

【作品】王丹在台灣出版有《王丹獄中回憶錄》，政論《眾弦寂靜時的喧嘩》，詩集《我在寒冷中獨行——王丹獄中詩》、《我與深夜一起清醒》，散文《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及訪談《王丹訪談》等，並計劃整理《六四百人談》、《美國學院派學者訪談系列》、《流亡者訪談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