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首先，我要感謝香港大學的同學們，你們的公投以壓倒性的比例通過了要求平反六四的訴求，為港大的學生洗刷了名譽，也再次證明追求民主是人類的基本理念。感謝你們堅持了做人的基本原則。 同時，看到港大有人批評柴玲是逃跑的學生領袖，我也深深地感到，20年過去了，即使在香港，很多人對當年發生的事情也不是很清楚了。

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作為當年的參與者，我覺得我有責任就一些基本問題做一些澄清，尤其是關於柴玲的問題。 關於柴玲，外界一直有很多不公正的評價。最近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說柴玲帶頭逃跑就是一例。

更多的說法，是關於《天安門》紀錄片中她的一段話，大意是說：「我們走，讓別人流血」之類。多年以來，每一次演講或者公開發言，只要涉及到這個問題，我都一再強調，外界對於柴玲過分不公正。20周年之際，我必須再次站出來為她辯護。

首先，分析一個人不能僅僅根據一句話，這是基本常識。柴玲以一個女孩子，擔任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可以說是盡心盡力地希望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在整個八九民運的過程中，柴玲做了大量的工作，怎麼能因為一句話就抹煞掉她的全部呢？

她確是最後一批撤出廣場的

其次，就算柴玲說了一番「我要活」之類的話，但是第一，那樣的話我們應當放在前後的內容中來看，不能斷章取義，柴玲接受記者採訪的時間長達一兩個小時，怎麼能夠僅僅根據她這兩句話對她，甚至對學生領袖群體下結論呢？第二，身為廣場總指揮，柴玲面臨的壓力之大，是任何外人無法比擬的，何得知自己的同學被屠殺之後，本來就感性的她，激憤之下說一些極端的話不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應當被諒解的，外界不管具體情景就下判斷，對柴玲極為不公平。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批評柴玲「讓別人流血，我要活」這樣的話，但是他們都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不管柴玲說了什麼，但是實際行動上，她確實是最後一批撤退出廣場的，這一點有錄影和在場的成千上萬的同學可以證明。我們判斷一個人，到底是看她的言論呢，還是看她的行動，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嗎？為什麼那些指摘她的人不提她最後撤出的事實呢？

最後我要說的是，最近一些年來，柴玲比較淡出民運，有些人對此也頗有微詞。但是大家想想，長期以來，為了參加民主運動被迫逃亡，有家不能回的柴玲，曾經領導了整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行動的柴玲，多年以來卻承受了外界這麼多的不公正的評價，很多還是極為惡意的攻擊和羞辱人格的辱，她的內心會是多麼的難過？

我看了很多對她的評論，內心極為不忍：那些人對開槍殺人的劊子手都沒有像對柴玲那樣苛刻，這個世界還有公理可言嗎？！我們沒有必要批評她退出，如果是我面對這樣的不公，我也不一定能夠堅持下去。 我不是說柴玲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是我認為我們對於柴玲，應當更加公正一些。為柴玲辯護，並非因為我們曾經是戰友，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四五年沒有聯絡了。為柴玲辯護僅僅是因為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不希望歷史對任何一個人是不公正的。